陸銘：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

　　陸銘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規范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

　　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進一步強調，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與之相伴，《公平競爭審查條例》自2024年8月1日起施行，明確沒有法律、行政法規依據或者未經國務院批準，不得“給予特定經營者稅收優惠”，不得“給予特定經營者選擇性、差異化的財政獎勵或者補貼”，不得“給予特定經營者要素獲取、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社會保險費等方面的優惠”等。

　　防止惡性競爭

　　現實中，一些產業領域存在重復建設且競相壓價的情況。在這一狀況下，如果不降價，企業市場份額不保；如果降價，則容易出現全行業微利甚至虧損的情形。事實上，“為增長而競爭”帶來的經濟增長，往往是短期、局部和單維的。其中的惡性競爭，會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

　　對內來看，惡性競爭催生重復建設，全行業惡性競爭導致無利可圖。

　　實踐中，一旦企業虧損，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對企業進行輸血，使得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受到損害。有時，一些地方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和補貼，還會讓“候鳥企業”抓住投機機會。這些企業依賴稅收優惠政策以獲取利潤，但往往只進行短暫的入駐，隨后又去尋求另一個地方的優惠政策。

　　在行業層面，簡單粗暴的價格戰，往往造成的是偷工減料、造假售假、不合規的無序競爭。而且，在全行業利潤非常微薄的情況下，企業的后續發展缺乏動力，又沒有進一步的利潤作為研發投入，對產業創新會形成比較大的壓力。

　　就經濟結構而言，惡性競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領域，長此以往會造成制造業的產能相對過剩。相對照的是，服務業尤其是生活服務業存在供給側短板，不利于創造就業，不利于提升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不利于促進消費和改善民生。

　　對外來看，惡性競爭有可能使中國面臨有關不正當市場競爭的指責。

　　實際上，中央層面一直是對重點行業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保持警醒的，也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對一些行業采取“去產能”的舉措，但一輪又一輪的擴張產能和競相壓價不斷出現。

　　僅從短期來看，一些行業的出口表現比較亮眼，這容易讓人產生盲目樂觀的心態。但從中長期來看，競相壓價的情況傳導到出口端，可能會引發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爭端。各級政府和相關企業要保持清醒，對出口環境變化做好預判，對產能進行積極調整。

　　加強公平審查

　　《公平競爭審查條例》明確在市場準入和退出方面，要保障機會平等；在商品要素的流動方面，要保障進出自由；在影響生產經營成本方面，要保障競爭公平，不得給予特定經營者稅收優惠以及實施選擇性、差異化財政獎勵或者補貼，也不得在要素獲取、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方面給予特定經營者優惠；在影響生產經營行為方面，要保障經營自主。

　　《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只要執行到位，招商引資中的“內卷式”惡性競爭就可以得到有效遏制。如此一來，企業在哪里生產、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都交給企業來自主決策。競爭成功了，就生存發展；競爭失敗了，就被市場淘汰，被兼并收購，這才是市場經濟合理的競爭態勢。

　　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并不是說政府什么都不管。正如《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所指出的，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舉個例子，如果大企業基于規模優勢惡性壓價，把一些中小企業擠出市場，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要果斷干預。因為這對市場長期合理健康的競爭秩序不利，并有可能最終損害消費者福利。

　　我在調研中發現，有大型企業通過自己不同業務之間的交叉補貼來進入家政這樣的行業，一開始把價格壓得非常低。這就涉嫌借助企業規模來擠出中小企業，對穩定就業、促進行業長期發展不利。類似情況，值得有關方面關注。

　　此外，還有必要發揮政府部門的信息優勢。國家層面應對一些重點行業（如新能源車、光伏等）開展一些研究，對市場可承受的合理產能做一些預測式研究和預警式發布，這可以對盲目投資行為起到信息引導作用。

　　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還需要強化行業自律。要鼓勵和引導同業協會發揮作用，在行業內部通過自組織的方式對一些惡性競爭行為進行協調和遏制，包括通過協商防止惡性降價等行為。政府部門也應積極轉變角色，將重心放在對企業和行業的監管上，防止形成價格聯盟和壟斷，損害消費者福利。

　　減少市場扭曲

　　對于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這一目標而言，靠的不是“內卷式”競爭，而是要塑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首先，把握好政府的職責。

　　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要給市場創新留有充分的余地，以法治為準繩，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即使在事后，新的技術或商業模式產生了一些負面后果，政府監管也應注意傾聽企業的聲音。

　　在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里，沒有壞的行業，只有壞的主體或行為。因此，服務和管理要更精準地針對具體的主體或行為。管制政策的實施要有一定的緩沖期，讓市場和相關投資主體能對自己的行為或行業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調整。

　　其次，發揮好金融的作用。

　　金融尤其是風險投資，可以為創新活動帶來血液和資源。風險投資的邏輯是，投十個項目可能成功一個，但這一個應當是高回報的。只有尊重這樣的市場邏輯、金融邏輯，才能把金融、投資和創新之間的鏈條梳理清楚，避免把具體項目的高回報簡單看作資本之惡，而忽視了資本也需承擔創新和投資失敗的虧損。

　　因為監管的要求，國有資本對于承擔高風險的創新項目是有所排斥的。這樣的金融市場生態對產業創新是不利的，也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獨角獸企業”和“瞪羚企業”成長放緩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發揮好企業的作用。

　　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創新活動上應該要有分工和定位。對于那些投資規模非常大、民營企業做不了，還有市場的正外部性非常強、民營企業不愿意做的領域，國有企業應當發揮優勢、肩負職責。

　　要進一步明晰不同類型國有企業功能定位，完善主責主業管理，明確國有資本重點投資領域和方向。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

　　但對更廣闊的領域來講，則有必要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要制定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加快建立民營企業信用狀況綜合評價體系，為民營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讓創新的源頭充分涌流。

　�。ㄗ髡邽樯虾＝煌ù髮W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